书籍摘抄：《米兰讲座》

余华 著，上海文艺出版社

文学来自叙述，任何情感、任何情绪、任何想法、任何景物，所有的任何都可以表现出来，而且可以用非常有力量的方式表现出来，但是要看作者怎么去表现出来，这就是怎样去叙述的问题。两辆卡车迎面相撞的新闻稿，记者在后面又多写一句话，“两辆卡车迎面相撞的时候，发出的巨大响声让公路两边树木上的麻雀全部震落在地，有些死去，有些昏迷”，这就是文学出来表现了。

我一直怀疑真正的非虚构是否存在，因为人在讲述的时候肯定也带上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、自己的倾向与情感，他们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非虚构。当我们走进书店，去选择一本非虚构类书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选择的可能不是一本书，而是一个题材、一个事件、一个人物。克林顿、小布什这些政治人物的自传，你们相信他们是非虚构吗？他们虚构的本领高于小说家。

我记得我第一次上班（文化馆）的时候，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，结果我是第一个去上班的，我当时就知道这地方来对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就在家里睡懒觉，睡醒了以后写小说。而我的同事们在大街上走来走去，一直走到退休。

如何去进行心理描写，就是让心脏停止跳动，让眼睛睁开……为此我重读了《罪与罚》，当年读的时候觉得通篇都是心理描写，结果重读以后发现也没有心理描写（如，杀人犯惊慌的动作）。心理描写就是别去写心理，写别的就可以了。

别人让我举一部我最喜欢的伟大的文学作品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：《圣经》（英国新教版本）。我在《圣经》里读到了最好的文学。

对于幸福的理解，最重要的一点是，幸福是属于自己的感受，不属于别人的看法。

一个作家写什么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，是谁也阻挡不了的，至于写完以后能否顺利出版，是写完以后再考虑的事。

我们两个人（莫言）住一个宿舍，整整两年，我所有的毛病他都知道，他所有的毛病我也都知道，但是我不说，因为我一说的话，他也要说了。我们两个经常通过柜子的缝互相对视一下，感觉非常不好。我感到自己写作状态最好的时候，一看到他的眼睛，灵感就没了。他也一样。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，我书房里只要有一个人，我就会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。

我看到意大利女孩子抽烟时的样子都很美，男的抽烟时的样子不美，男的应该戒烟，女的可以继续抽，而且那些女孩子卷烟时手指的动作很漂亮。

写作其实和生活一样，生活只有不断地去经历，才能知道生活是什么；写作只有不断地去写，才会知道写作是什么。

我觉得写作短篇小说是工作，而写作长篇小说是生活。因为短篇小说总是在几天内或者十几天内完成，而且是在自己构思的控制下完成，很少有意外的出现；长篇小说的写作完全不一样……写作长篇小说期间作者的生活也可能会变化，写作长篇小说经常会有意外的出现，所以我说它像是在生活。大家都喜欢生活，可是很少有人喜欢工作。

写作进入到美好状态时，常常会感到笔下人物自己说话了。然后我意识到，虚构的人物其实和现实中的人一样，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。作者应该尊重笔下的人物，就像尊重他生活中的朋友一样，然后贴着人物写下去，让人物自己去寻找命运，而不是作者为他们寻找命运。于是我的写作就会不断地出现意外。现在当我回想起自己以前写下的人物时，我常常觉得他们不是虚构的，而是曾经在我生活中出现过的朋友。

我在写作时从来没有去考虑读者是否会喜欢，因为读者是各不相同的。如果我有什么成功的经验的话，就是我写作的时候精益求精。

写作让我拥有了两条人生道路，一条是现实的，一条是虚构的。有意思的是，当现实的人生道路越来越贫乏之时，虚构的人生道路就会越来越丰富，这是我为什么写作的原因。作为一个作家，我知道小说是无法改变社会现实的，但是小说可以改变读者对社会现实的看法，这是让我感到自豪的理由。

社会批评的存在标志着这个社会是健康的，越是富强的社会越是需要批评的声音。

在今天，各地已经没有医生了，我们全体都是病人，因为这个时代是我们共同推进的，这个时代中的所有弊病我们人人都有一份。我是一个病人来写作《兄弟》的，或者说是从疾病来写，然后写出了并发症。我想，一些批评家们不习惯这样的小说是很正常的，因为他们认为文学的叙述应该像是健康的医生在诊断病情。

如果用学历的标准，比如说大学毕业以上的学历，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那就太多了；如果用另外一种标准，就是知识分子必须具有独立性和批判性，那么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太少了。

一个人只有真正关心别人，才能做到真正关心自己。我相信，一个人如果不关心别人，也不去了解别人，那就永远也无法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

为什么我的故事里经常表现出荒诞，不是我喜欢用荒诞的方式写作，而是中国社会充满了荒诞，我写作时不知不觉中就把故事写荒诞了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觉得自己的写作是真实的。

我已经没有年轻时的才华了，当然年轻的时候也没有我现在的才华，这是不一样的才华。社会的变化让我成为一个和年轻时不太一样的作者，让我的写作在面对社会现实时变得更加直接。

爱情对于58岁的我来说就是相依为命。